“我觉得，中国的书法美学，从源头上就是对老庄思想、宋明理学等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载道修行、虚静物化、传承创新，进而关注当代，直面现实，引领文化艺术的新生。这是一个重复、思考、批判、审视的过程，需要进入超然、超脱之境。对于当下从事此类艺术创作的人来说，这是必需的文化战略储备，而且是一生的修为。”中国传统文化的养份，显然极大地提升了马军鸿书法的文化含量、品位以及悟道超然的高境界。

就马军鸿的书法来说，较多出现在公众视野的，是他的隶书作品。马军鸿的隶书，无论是章法构成还是墨色变化，或是笔法变通，都在传统范畴内，然而呈现出来的面貌却是丰富多彩的。从他的作品中，我们能看到谨遵古法的庙堂气，也能看到酣畅淋漓的雄浑气。所谓庙堂气，是指他的用笔都是遵循《张迁碑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曹全碑》、《乙瑛碑》的隶书转化法则。他在用笔上不敢“越雷池半步”，因为他知道隶书的“根”在那里；所谓雄浑气，是他果敢的章法构成及酣畅淋漓的墨色表现、扎实的功力，通篇呈现出“摩崖”的气势。他对隶书的创作法度把握合理得体到位，作品呈雅俗共赏中庸之美。专家的赞叹可谓精到：“马军鸿的书法，不拘泥于传统的法度之中，也非肆无忌惮的‘异想天开’，他将‘传统’和‘创新’换位嫁接，一直站在‘传统’与‘现代’相结合的立场上。既有对传统的精研，也有变通的理念。”

而马军鸿的行草书，则与其隶书气息相通。马军鸿重帖学，求书卷气，尚率意灵逸。观其作品，仿佛历代行草书名帖之风姿神韵皆若隐若现。游弋其间，虽捉摸不定，却挥之不去。他涉猎甚博，思悟颇深。他没有固守一家，专拟一帖，去谋求神形俱似，而是“挑肥拣瘦”，为我所用，去谋求冶炼出新。他在行草书的韵味和意境上求变，从“二王”那里浸染了禅境和书卷气，又从篆隶碑帖中吸收了灵气与拙味。二者的结合，无疑让他的行草书耐看耐读、富有品味，充满着人文关怀和儒雅气质。

1990年代中期，马军鸿的书法作品就在书法界崭露头角，多次荣获全国书展桂冠。多年来，他的学养始终在往深、专、博里钻。1996年，马军鸿考取了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，在新闻专业的学习之余，他大量地阅读文学、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史学等多种类的图书，尤其偏好书法史和美术史。2001年，为了寻求艺术上的更进一步，他又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，潜心研究书法和文艺理论。一次次“象牙塔”里的认真求学，让马军鸿完成了作为一名书家所需的文艺理论的积淀，书法创作实现了质的飞跃。

2004年，马军鸿调进空军机关工作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书艺精进。在他眼里，调和本职工作和业余读书练字的关系，也是一门艺术、一门生活哲学。

“不能把眼光停滞在历史题材上吃老本，要用自己的笔墨和思想，艺术地去写，以记录当下军营的新变化、新发展和社会新生活。”

马军鸿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近些年，马军鸿经常走进一线的火热军营，关注信息化、数字化、网络化新军事变革等诸多新思想、新战略、新问题，创作内容也有所倾斜。他的许多作品，都是从多个视角表现军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。他说，用书法艺术为官兵服务，促进部队战斗力的生成，是时代赋予的重任，他责无旁贷。

在艺术创作中，军鸿更看重的是人生厚重的积淀。军鸿在品味古人读书之道时，时时不忘在学习中完善其人品及修养。他常常将书法与哲学、诗歌、音乐、美术融为一体考辨研究。在北大哲学系课堂，在军艺音乐厅，在国家图书馆阅览室，在寒夜晦暗的台灯下，常见军鸿勤奋的身影。

笔墨当随时代，朱笔刻写使命。20年军旅生活的摔打，磨砺了马军鸿吃苦耐劳和百折不挠的韧性。马军鸿在书法艺术的行程上，一直追求着“化境”的境界，所以他承受了常人所不能承受的苦，痛苦的关键是他边学边“悟”。他从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文本中吸取营养，发现了生活实践的妙谛，闻到了生活实际的气息。他常常通过事物借此思彼，不断从中“悟化”，并反躬自问。他在艺术实践中并没有摹拟自然和社会，相反更多的是返璞归真地去捕捉生命存在的意义，不断探索艺术与生命的关系。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日渐凸显的是其哲学思辨的物化形态。他用独特的艺术符号营造透射着理性光芒的人生画卷，反映着灵魂与生生不息的宇宙、自然以及生命际遇的对话，在其对话中又能让读者尽兴品味生命的酣畅与张力。在马军鸿书法作品的线条和空间里，你可以真切地触摸人生本体的脉动。

（编辑：如水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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